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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学的起源与发展

作者:pg电子官网 发布时间:2020-08-08 05:18 浏览次数:

  在今天,大学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社会当中的绝大多数的上流人物和精英阶级都是接受过了完整的大学教育,并且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受过了非常优质的大学教育。可以说,他们今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们所受过的良好大学教育!

  但是时至今日,可能已经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在大学毕业十年甚至几十年之后,他们仍然没有彻底搞明白到底什么是大学教育,什么才是大学的精髓,以及大学是怎么来的这三个问题。今天我将从大学的起源与发展出发,并从中来为大家细细地解答这三个问题!

  中东地区出土了很多四千多年前的泥板,据考证是当时学校用的课本,虽然在今天看来课本内容颇为简单,不过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高等教育的内容了。这说明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很早就有了大学的雏形。

  在古埃及,法老神庙的一个功能就是教授知识和研究学术,古希腊著名的学者毕达哥拉斯就在那里学习过。这些神庙有点像后来中国的国子监,是全国最高等的学府。毕达哥拉斯回到希腊后,潜心办学,并且招收了大量门徒,他们不仅在一起读书,而且生活在一起,这有点像今天剑桥和牛津的直属学院(Constituent College),或者普林斯顿和耶鲁的寄宿学院(Residental College)。

  与毕达哥拉斯同时代的东方先哲和大学问家孔子,也是广招门徒,据说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不但传授他们学问,而且还是他们的人生导师。这两位东西方的大学问家虽然没有把自己和学生们组成的团体称为大学,不过都具有了大学的雏形,因为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就是按照孔子和毕达哥拉斯的方式传道授业的。

  与今天大多数老师只单纯教授学生书本上的知识不同,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很多时候教授的是所谓“大行之道”,这一点从《论语》以及关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各种经集记载中就能看到。

  在几千年来的教育史中,一所大学能否传授这些大行之道,一个学生能否学到它们,是衡量高等教育水平最重要的因素。

  在孔子和毕达哥拉斯时期,东西方在高等教育上的理念并没有大的区别,传道的重要性要高于授业和解惑。作为学生,他们追随老师不只是为了学习谋生的手段,比如孔子的门徒子贡谋生靠做生意,但是他从孔子那里学到的是如何成为“士”的修养。

  孔子有个弟子叫樊迟,欲向孔子学习种庄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他又提出学习园艺,孔子说:“吾不如老圃。” 樊迟就离开了。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这个故事在批孔时期被当作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的铁证。但是,单纯从高等教育的角度看,两千多年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高等教育都不是为了传授职业技能,今天很多英美的大学依然坚持这个观点。

  古希腊到了柏拉图时期,建立了雅典学院(有的地方也称作柏拉图学院),学院里有很多学者开始教授各种课程,在这一点上,它和后来中世纪的大学已经非常相像了。在雅典学院里,老师和学生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亦师亦友”来形容。老师除了教授学生知识外,还和学生一起做研究探讨问题。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很好地描绘了这所学院里平时大家一起学习知识、研究问题的情景。这幅画中间站着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者是前者的学生,而且年龄相差40多岁,但是拉斐尔把他们并列画在一起,表明两人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

  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学生求学主要是获取知识,没有现在这么强的功利心, 那时没有文凭,也没有学位。从这些“大学”出来,并不能保证有铁饭碗。因此,求学和谋生是分开的。

  公元前4世纪时崛起的马其顿(位于希腊北方)占领了埃及,并且在亚历山大建立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不仅仅是一个藏书之所,而且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与雅典学院所不同的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 不仅有了学术大师,而且有了便于学习和研究的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有了充足的经费,在我看来这是一流大学必备的三个关键要素。 在这里,欧几里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巨著《几何原本》,托勒密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地理学》,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也在这里学习过。从此,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亚历山大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学术中心。

  就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学校)方兴未艾之际,远在东方的汉帝国进入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全盛期——汉武帝时期。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长安兴办了太学。

  最初,太学里只有少量的五经博士(相当于教授)和50名博士弟子(相当于大学生)。到了王莽时代,为了笼络天下之士,太学生人数增加到万余人。及至东汉,太学的规模进一步增加,东汉顺帝时,曾经用工11.2万人,建成240栋大楼,1850个房间,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达3万。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有夸大,因为当时东汉人口不过5000万,太学生占的比例高达0.06%,高于新中国刚成立时。不过从此之后,中国大学的规模就在不断减小。

  无论是进入中国太学,还是进入西方亚历山大图书馆学习的,大多是贵族和富家子弟, 因此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年代,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为有钱人服务,并且成为他们的子弟进一步维持现有社会地位的手段。

  到了公元2世纪末,东汉帝国瓦解了,而西方的罗马帝国也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

  三个多世纪后,中国重新走向统一,并且从隋代开始了科举制度,太学也改成了国子监,但是规模没有东汉大。由于科举选士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和平时期下层人士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通道, 因此,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开始紧密结合,然后又和社会地位、做官以及铁饭碗联系起来了。

  以至于到了唐代中后期,著名文学家韩愈感叹社会上“求道”的人越来越少,像当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切磋学问的风尚不复存在了,韩愈为此写下了著名的《师说》,希望当时的学子们能“行古道”。但是韩愈不知道,在科举已经成为公卿阶层维持现有地位,下层进入上层唯一的手段时,他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逆潮流的幻想。自隋唐之后求道的高等教育其实在中国就不再有了。

  今天,亚洲国家依然将考试、升学、获得社会地位强耦合地联系起来。如果一个成绩好的人不能升学,或者名牌大学毕业的人不能有好工作(比如去当小贩卖猪肉),整个社会都会哗然。教育越来越倾向于求术,而不是求道。

  罗马帝国就没有中国那么好的国运了,它在分崩离析后就再也没有统一过,欧洲从此进入了封建时期,并且延续为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在这一千年里,欧洲的经济文化不进反退,因此,中世纪也被称为蒙昧时代或黑暗时代。不过有意思的是, 现代的大学恰恰是在政治黑暗的中世纪诞生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起源于过去的拉丁语Universities,意思是有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在内的团体,它受到由领主认可的契约的保护,这个团体的管理(比如招收学生的条件、聘用老师的条件、学生完成学业的认可)是独立于所在地治辖权的。大学并非简简单单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学校。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自由,从根子上讲来源于此。

  如果不理解大学的这一层含义,就无法理解耶鲁大学最根本的价值观,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很多学生高中成绩很好却不能被耶鲁大学录取,即使进了这所世界名牌大学,也未必学得到其最精髓的“大道”。

  为什么自由(包括管理上和学术上的)对于现代大学如此重要呢?因为在中世纪时期,教会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封建领主统治着世俗世界,凡是有悖于基督教教义的思想都是被禁止的。如果让教会和当地领主干预学校的管理,那么学校就不用办了。

  说得再具体一点,其中的第一项权利将当时的学者和大学生的社会地位一下子提高到了神职人员的水平。要知道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神职人员是社会的第一阶层,贵族才是第二阶层。其他人,包括富有的商人,都是第三阶层。

  第三项非常重要,用中国的俗话讲就是“言者无罪”,这一条也是今天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一条,大学就无法做研究。

  第四项使得大学可以独立于地方行政管理(当时是贵族管辖),今天这一条的意义在中国不是很大,但是在抗战时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利用这一条保护了很多教授和学生,包括很多抗日人士。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的一些大学就是利用这一条内容,拒绝执行美国政府的一些命令。如今,当一所大学想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学术自由至关重要。

  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下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因为它在1158年成为第一所接受学术特权法令的大学。其实它成立的时间更早一些,是1088年。在这所大学的校徽上,自豪地写着A. D. 1088。1988年,在其建校900周年之际,该校发起了一项宣言,倡导学术独立和自由,至今已经有80多个国家的近千所大学签署了这项宣言。

  继博洛尼亚大学之后,中欧和西欧相继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大学,它们的规模都不大,一般只有几个教授和几十个学生,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书院。不过和中国的书院不同的是,这些大学传授的大多是神学知识、拉丁文写作技巧和少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师生关系很像当年的雅典学院。

  由于在中世纪,除了修道院和王室,整个欧洲就没有几本《圣经》之外的书,因此这些大学大多是教会和王室资助创办的。教会办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教士们掌握知识,以便布道,同时证明上帝的伟大。哈佛早期办学的目的也是如此。不过,教会没想到的是,一旦让人们自由地研究学问,就会产生出动摇基督教教义的新知识。

  1170年,一所重要的大学在巴黎成立,这就是巴黎大学。这所大学不仅成为了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还成为了欧洲最著名的有“大学之母”美称的大学。

  中国古代大学虽然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却是舶来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遭到国外列强的侵略,意识到外国的坚船利炮的厉害,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要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却是苦读圣贤经典、考取功名,技术一直被称为“奇技淫巧”,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人开始主张教育改革。

  洋务运动开始,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寻求“自强”“求富”之道,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这一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以外语学堂和军事学堂为主,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马尾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武汉湖北武备学堂、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等等。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学堂,主要教授外语和宗教及其他西学,如山东的广文书院、武汉的文华书院、上海的圣约翰书院、苏州的中西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北京和南京的汇文书院等等。因此,洋务运动中所创设的学堂在学习科目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已经具有了一些高等专门学校的特点。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洋务学堂并不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所以只能算是中国近代高等专门学校的雏形。

  戊戌变法开始后,“救亡图存”成为主张,梁启超和康有为开始强调教育的作用,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创设新式学堂,主张开设翻译学堂、报馆,开放言论、书籍。戊戌变法创立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是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国立大学,是“以日为师”的产物。虽然其教育制度改革以失败告终,但是它催生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戊戌变法使得中国对西方的学习由器物层面深化到制度层面,通过翻译书籍使西方先进科技传入。

  20世纪初,清末“新政”改革实行,有识之士希望对中国的教育进行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主张“兴学堂、废科举”。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确立了中国近代的学校制度,摆脱了封建传统的束缚,瓦解了封建士绅阶层,造就了新的知识群体,打破了旧式书院的教育模式,传播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1905年科举制废除,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基本建成。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它不仅是中国政体的一次变革,也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变革。“革命成功,民国建立,一方面结束(满清)二百余年的异族统治,一方面也改变了传统牢不可破的专制政体;从此中华民国的国民,均是国家的主人翁,可说已为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奠立良好的基础。”新《大学令》将研究高深学术,培养高级人才作为近代中国大学的宗旨,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制度和价值基础。自此,以国民教育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全面展开,开展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思想教育。而后,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加速了中国大学由“以日为师”向“以欧美为师”的转换进程。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的仿美改革,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本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需要。

  20年代中期,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国内形势趋向稳定。中国大学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很多新式大学建立,主张通才教育,名校林立,人才济济,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开始提高学生素质,推进学术研究,政府改革行政制度,保障教育经费,办学水平显著提高。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高校大量内迁,使中国高等教育布局发生重要变化,内地的高等教育得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学进入它发展时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中国的大学模式经历了又一次重大转型,开始对苏联模式的照搬,中国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改革开放后,高校迎来了春天,开始突破过去三十年形成的苏式体制,重新回归到1949年以前的欧美大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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